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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寻找长城变迁之印记:秦简中的“故塞”与“故徼”-中

    发布日期:2020-05-21 03:44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    【读史札记】

      长城是起源于东周时期具有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等多重意义的边界工程,当时的主要大国秦、齐、楚、魏、赵、韩、燕都修有长城。秦在昭王及秦始皇时期两次修筑长城,以防备北方的匈奴,后者即著名的秦始皇“万里长城”。近些年,有多个省进行了长城资源调查,使得学界对秦长城的认识更加清楚。在新公布的里耶及岳麓秦简中,也有与长城有关的内容,并能与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对读,十分重要。

      里耶秦简中有一块木牍,上有“边塞曰故塞,毋塞者曰故徼”,意思是说,原来的“边塞”(长城)现在改称“故塞”;没有“边塞”的则改称“故徼”。另外,还有“皇帝”等名号的更替情况。这种更改,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下的文书书写,“故塞”“故徼”,指的是秦帝国境内旧有的塞徼。岳麓简对“故徼”的记载更为详细,除了简2065+0780作“故塞徼”、简383作“东故徼”外,直言“故徼”的简最多,有10余支;与“故徼”相关的“缴中”“徼外”简也有大约10支,简的内容多是涉及奴婢或黔首的逃亡、“盗”的反叛、“故徼”戍守的律令等。以上简文证明,从秦昭王二十九年(公元前278年)白起拔郢(今湖北江陵)至秦始皇二十四年(公元前223年)灭楚,直到秦二世时期(公元前209?207年),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,在故楚地的东西两部分之间,长期存在着一条塞徼,塞徼之西为秦之南郡,其东则为剩余的楚境。在秦灭楚后,这条塞徼成为秦境内的“故徼”之一,南郡当地人称作“东故徼”。从政治、法律、军事和族群等诸多层面看,“东故徼”都是具有标志意义的分界线。

      在《史记》等文献中,也有“故塞”“故徼”,指的也是旧有的塞徼。对比里耶与岳麓秦简,可知“故塞”“故徼”由秦而起后人因之,是由于战国晚期以降秦向不同方向拓地形成的。秦汉时期的“故塞”与“故徼”,除了南郡东侧的“东故徼”,可以证实的至少还有以下两处。

      秦?赵“故塞”。至迟从春秋时期开始,中原北侧的“胡”系游牧族群(例如林胡、东胡、匈奴)兴起,给中原北方的秦、赵、燕三国形成很大威胁,三国在向北拓土之后,都修筑长城以保卫之。其中燕长城从上谷一直延伸到辽东;赵长城从代绵延至阴山下,又越过黄河向东南行,止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、陕西府谷一带,保卫着赵西北边境的云中、九原等郡。秦在昭王三十五年(公元前272年)灭义渠后,在陇西、北地、上郡的北侧也修筑长城防备匈奴。这条长城从陇西郡之狄道(今甘肃临洮)附近向东北通向上郡,与黄河南侧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附近的赵长城相接。在秦始皇十三年(公元前234年)左右秦取赵之云中、九原之后,河套一带的赵长城又成秦之边界。秦始皇三十二年(公元前215年),蒙恬将众斥逐匈奴、“略取河南地”(《史记?秦始皇本纪》),在阳山(今阴山一部分)等地新筑长城,并利用了赵、燕两国旧有的长城,构成了上文所说的“万里长城”。随着边界的北扩,昭王长城与赵长城遂处秦境之内,被称为“故塞”。秦末,北部边境回缩,这条长城重新成为边界,《史记?匈奴列传》记载:“十余年而蒙恬死,诸侯畔秦,中国扰乱,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,于是匈奴得宽,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。”汉初的张家山汉简也证明,一直到西汉初年,中原王朝一直没有放弃对云中、九原等西北边地的守御,所依赖的正是秦?赵“故塞”。直到汉武帝元朔二年(公元前127年)卫青逐匈奴出“河南地”,“故塞”才重新失去边界作用。这条“故塞”的许多地段,至今依然存在。

      蜀“故徼”。秦灭楚,是从向西南的进取开始的。惠王后元九年(公元前316年),秦灭蜀、苴、巴,在今四川、重庆一带置蜀、巴两郡。蜀郡西南,还有羌、笮等多支少数民族存在,秦利用蜀国旧徼,重新构筑了边境线,在《汉书?枚乘传》中,这条线叫作“羌?之塞”,其位置当严道(今四川荥经)南侧,大致以沫水(大渡河)为界,向东至少到达?道(今四川宜宾)。“羌?之塞”扼守着蜀郡通往西南的交通要道(此道经今雅安、西昌可到达云南,是后来西南丝绸之路的主线之一)。在维持了二、三十年后,昭王二十二年(公元前285年),蜀守张若又越过这条边界,“取笮及江南地”(《华阳国志?蜀志》),笮指严道以南今雅安、凉山州一带;“江南地”为江水(岷江)以南,即今乐山、宜宾南侧,都在四川南部。统一六国后,秦继续南进,既修筑五尺道,又置吏管理,最远可到今云南滇池附近。汉初,南、北边境线收缩,除了北方退回秦?赵“故塞”,南方也回撤到蜀郡南侧的这条边线,如《史记?西南夷列传》记载:“(庄?)以其众王滇,变服,从其俗,以长之。秦时常?略通五尺道,诸此国颇置吏焉。十余岁,秦灭。及汉兴,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。”以上过程说明,从张若取笮及“江南地”一直到秦末的近80年间,随着秦政治版图的南扩,蜀郡南侧的边界线,也曾成为“故徼”。

      秦简中出现的“故塞”与“故徼”,印证了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。这不但反映了战国秦汉间政治形势的变化,还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,那就是“塞”“徼”分异。秦汉以后,文献与简牍中虽“塞”“徼”并见,都具有边界的意义,有时可以互换,但用法实有区别:“塞”多用于指代北方地区的长城;“徼”则多与南方、西南边徼有关,在“二十五史”以及史地著作如《华阳国志》《水经注》中,都是如此。造成这个情况的初始原因,自然是南北方“塞”“徼”形态的实际差异。

      北方之“塞”,经常所指就是长城,以连绵的土石墙体为主要形式,战国以后大量流行。在更早的时期,诸侯间领土并不完全紧邻,国与国之间经常还有大片的隙地,比邻国家的要害之处,仅设有关塞或城邑,长城就是从这些关塞或城邑演变而来的,是后二者功能的扩大,连名称都有延续性;在无长城之处,关塞或城邑是继续存在的。其实长城作为一个防御、预警系统,并不都以土石为之,如《汉书?匈奴传》记载,汉、匈间之“塞”,“非皆以土垣也,或因山岩石,木柴僵落(用木桩做成的防护区),溪谷水门”。

      南方、西南流行之“徼”,曹魏张揖解释说:“徼,塞也,以木栅、水为蛮夷界。”(《史记?司马相如列传》之《索隐》引)张说不但道出了“塞”“徼”一义,也指出了西南地区以木栅、河流为“徼”的事实。这点也可得张家山汉简的证明,如张家山汉简404说:“乘徼,亡人道其署出入,弗觉,罚金□□。”逃亡者既可自“徼”的不同区段“出入”,推测“徼”应非高耸连绵的长城,而是容易穿越的木栅、水流之类。由此想开去,云梦秦简、张家山汉简中所说之“徼”,所指可能并非北方长城类型的边境线。还有一点,南方之“徼”,形态虽与北方长城差异甚大,但在要害处也不排斥关塞的存在(例如汉代的旄牛徼),张家山汉简中有“边关、徼”数次出现,都是“关”“徼”并见,反映的就是这个情况,此又与北方地区类似。同时,如上文所引,北方的长城系统也不排除木栅、河流的形式。大略说来,“塞”“徼”有北南之分,无论从实际形式还是文献表述都是如此,这个情况延续了两千多年。由于边徼的形态差异,北方至今仍有多处长城赫然耸立,南方之“徼”则基本泯灭不见。

      总之,新公布秦简中的“故塞”与“故徼”资料,既可帮助今人认识历史,了解秦帝国建立的具体进程,也可以加深对长城这个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理解。在其他方面,这些简牍也有重要价值,例如可以从中了解秦在南方对少数民族治理的细节,探讨秦亡的原因;对旧有文献和较早的云梦秦简、张家山汉简的某些内容,也可据之重加审视,做出新的解释。

      (作者:史党社,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,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“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”〔14ZDB028〕子课题“秦国的崛起与秦的统一”阶段性成果) 【编辑:田博群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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